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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人类一共灭绝了几次 #

来源:奇闻异事·  

 大成至圣先师,在读书人中的地位无比崇高,当之无愧的第一圣人

进入礼法为主导的封建社会后,历代君王都沿袭了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,从孔子的克己复礼为己任,到董仲舒的诸子百家儒术至上,作为儒家思想创始人的孔子,成为了无可替代的万世师表,也是千百年来读书人心中至高无上的唯一圣人。

虽然孔子在世时,学成文武艺、货卖帝王家,他带着优秀的弟子们,屡次奔走于列国诸侯,不遗余力的宣传自己仁和礼为主体的治国思想,但是不被接受。直到他去世以后,他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体系,才得到后世帝王将相的尊崇与效仿,并把四书五经作为国家抡才的最高标准。

古代君王为了实现自己的无上权威,都倡导以儒学治国,尊师尊孔成为思想引导的第一要义。这主要是因为,儒家思想除了引导人们克制和崇礼,用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道德,还进行君臣父子教育,使等级观念深深印刻在民众心底,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,借以强化君主的统治地位。

孔庙门前的下马碑

作为尊师尊孔的最直接体现,就是文庙门前的下马碑。在有着东方圣城之称的山东曲阜,那里有一座孔庙,是历代孔子后人的家庙。孔庙门前有下马碑两通,位于棂星门外东西两侧,上面刻着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字样(现仅存东面一幢),意思是,所有来到曲阜孔庙门前的文武官员,无论职务和身份高低,到了这尊石碑面前,都要下轿、下马,以示对孔子的尊崇敬仰之意。

下马碑的设立,起于金代。明昌二年(1191年),金章宗下诏,敕令在文庙(即孔庙)的门前设置下马碑,碑文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驻轿下马,是这一制度的初创者。

至明代成化十八年(1482年),明宪宗颁布诏令,要求各地在文庙正门的东西两侧,分别设立下马碑,规定所有文武官员,在经过两通下马碑之间,必须下轿下马步行通过,随行的仪仗也要偃旗息鼓,以表示对孔子的崇敬。从此以后,全国各地的文庙都执行宪宗诏令,给予孔子和文庙崇高的礼遇。

清兵入关之后,为了淡化胡人治国的印象,从顺治皇帝开始,就把汉学作为重要的治国手段,并且给予读书人以极高的地位,比如拥有科举身份的读书人,县衙过堂可以不跪,并且拥有座位。在这种风气的倡导下,之后历任清朝帝王,都是汉学、儒学的大家,特别是康熙、乾隆二帝,汉学水平甚至超过了很多一品大员和社会贤达。

在这种环境下,尊孔的制度自然延续了明代,康熙二十九年(1690年),朝廷再次颁布命令,文庙前左右竖下马碑,一应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在此下马,对尊孔的礼制再次在诏令中予以体现。

清代皇家设立的谕令碑,不仅有汉字,还有满、蒙、回、藏文字镌刻,以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圣贤的恭敬有嘉。虽然下马碑的碑文内容大同小异,但是作为朝廷的正式文告,确实彰显了各代政府对孔子地位的同等重视程度。

孔夫子尊号的由来

历代所定孔子尊号各有不同,在各位帝王的慷慨颁赐下,孔夫子一步一步由最初人的身份,逐渐走上了神坛,成为万众崇拜的圣人。孔子墓地碑刻的尊称是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,这一称呼从何而来呢?

大成是集大成者的意思,古乐一变称为“一成”,九变而九成,乐终至此完毕,称为“大成”。亚圣孟子曾经评价说,孔子,圣之时者也。孔子之谓集大成。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。对孔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

公元前479年,孔子逝世,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,终年七十三岁。鲁国哀公亲制诔文,悼念孔子,尊称孔子为尼父。把孔子看做是整个鲁国的“国父”,给予崇高的地位。

西汉平帝元始元年(公元1年),朝廷下诏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。这是孔子获得的第一个正式封号。褒成是地名,宣尼是谥号,公是爵位。按照汉制,褒成侯享受食邑八百户,孔子封侯,他的后裔也都可以世袭这个待遇。

至唐代,玄宗开元二十七年(739年),朝廷赐孔子封号文宣王,将孔子树立为文化教育体系的最高者,仅次于帝的王者一级。

后周时期,太祖广顺二年(952年)敕封孔子为至圣文宣师。至圣,指道德智慧最高的人,从此以后,“至圣”二字专指孔子,他人不得妄用。

西夏仁宗三年(1146年)孔子被封文宣帝,并且令州郡悉立庙祀,殿庭宏敞,并如帝制,西夏给予孔子以“帝王”的身份,并建造与皇宫同等规制的庙堂殿阁,孔子历朝的封号中自此级别达到顶峰。

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(1012年),出现了至圣文宣王的孔子封号。元代成宗大德十一年(1307年)孔子晋位大成至圣文宣王。大成引申为集先人学问见识于一体的意思,孟子始用大成赞颂孔子。明世宗嘉靖九年(1530年)尊奉孔子为至圣先师

清世祖顺治二年(1645年)诏令敕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。中华民国二十四年(1935年)使用大成至圣先师的称号,沿用至今。

从历代王朝给孔子的封号,可以发现他们对孔子这位大圣人,始终保持着最高赞誉和敬意,这实质上是对儒家思想的尊崇,也是借用汉人的最高贤者,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。

以此目的,孔子的府邸、家庙和陵园,能够始终保持不受损坏,保持孔子作为万世师表的至圣先师地位,后代子孙也屡屡嘉奖。

孔子神位如本尊亲临

清代初期,入关不久的朝廷急需各种人才,选拔的标准,就是明代延续下来的科举考试八股制度。作为当时唯一可以改变前途命运的途径,读书人为其倾注了毕生的心血,寒窗苦读岂止一个十年,比如淄川的蒲松龄先生,为了区区功名,从少年秀士熬到了皓首穷经。

历朝历代,权力与利益都是可以等价交换的,双手干净的纯粹清官只生活在小说中。各地的科举考试,都是当地利益集团的手中羹炙,官员们上下其手,用权力换金钱,成为常态。民怨沸腾,只瞒着朝廷顶层的那几个人物。

某次,江南秋闱,发生了严重的考官舞弊案,以主考官为首的地方教育体系,被整体收买利用,考试榜单一出,中堂四五家,尽列前茅,部院数十人,悉居高第,没有一名寒庶子弟进入名单,江南大众哗然。

这是明目张胆的钱权交易。有道是,压迫与反抗总是同步的。被激怒的江南举子们,聚集起来冲进文庙哭诉祭拜,把孔子的神像抬出来,与财神爷神像一起游街示众。数千名读书人,把财神放在孔子的神像之前,控诉江南贡院的考官们中饱私囊,把钱财看得比圣人道理更重要,断送了布衣学子们寒窗苦读的进阶之路。

江南地方闻报,迅速组织力量前往安抚处置。但搞笑的一幕出现了,这些有功名的官员,见到孔子神像后,也只能跪下行礼,因为天下官身学子都是孔子的门生,朝廷早有御令,不尊师重道也是逾制。官员这一跪,气势上就矮了一半,自然没有力度处置举子的闹事。

江南秋闱的事件,到底还是瞒不住朝廷,一直上报中枢,康熙帝听闻大怒,科场官员舞弊,丢了朝廷尊严,失去了国家公信,是人才选拔的极大耻辱。他立即下令,对涉事官员依律严惩,平息学子众怒,当年秋闱重开。

即墨文庙被毁引发联名上书

作为曾经的胶东重镇即墨,当地的文庙规模虽小,但是名气颇大。特别是清代光绪年间,发生了文庙被德兵毁坏,导致当地学子联名上书皇帝的大事,让即墨文庙成为关注的焦点。

即墨文庙,始建于元代,最初设计时庙宇规模较小。至明代嘉靖年间,由即墨地方名流贤达倡议,行尊孔重教之道,集资重修殿宇,扩大占地面积,并在庙前临街显耀处,建造一座石雕牌坊,通高六米、宽逾四米,牌坊匾额上的 圣门二字,是即墨名士蓝田的墨宝。

在风雨飘摇的光绪时期,即墨文庙遭受了一场空前浩劫。1898年1月,抢占胶州湾的德国人派兵进驻即墨,共有一百多名士兵,分成几组驻扎在城中各处,大肆劫掠,抢夺物资。当年的农历大年初一,德国军队冲进了即墨文庙,把主殿内大成至圣先师塑像捣毁,并将孔子肋侍弟子的塑像多处损坏,把先贤仲子(子路,孔子亲传弟子)双目挖去。在儒家至上的时代,这件事引发地方震动,但时任即墨知县的朱衣绣担心因此诱发与洋人冲突,对捣毁圣像这样极大羞辱的事件,竟然压下隐瞒不报。

当年春天,适逢戊戌科会试,各地应考的举子云集京城。即墨当地的举人黄象毂联合了山东举人共百余人,联名上书至都察院,把即墨文庙发生的德国兵卒毁坏圣像,以及地方县令隐瞒不报一事,原原本本的呈报朝廷。同时赴京赶考的孔氏后裔孔广寒、孟氏后裔孟昭武等十余人,也联名书写了奏折,将这一情况呈递给都察院,要求朝廷公论。

都察院连续接到两份德兵残毁圣像的呈文,认为事关重大,当即由都御史史裕德带领,全台署名,将两份上书并呈光绪。消息传出,京师哗然,纷纷要求严惩肇事者。维新派的康梁果断抓住这次时机,发动了二次公车上书。

之后不久,以麦孟华、梁启超等康门弟子为代表的广东举子八百余人上书请愿,称割胶澳不过失一方之土地,毁圣像则失天下之人心,认为圣像损毁比割地求和更加严重,是事关国家命运、民心存废的大事件,必须绝祸萌而保大教,存国体而系人心

在康梁的鼓动下,即墨文庙事件变成了轰动京城的重大事件,负面影响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。终究晚清孱弱,雷声大而雨点小,文庙被毁的结局,以德国军队首领道歉和即墨知县朱衣绣革职而草草收场。

此事获利最多的是维新势力,康梁借此东风,为维新变法的实施,着实推波助澜了一把,最终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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